想起乌玛尔：一个亲华印尼“高干”的传奇与落魄
他是印尼马达族的“红二代“，中国驻印尼大使的义子，毛泽东女儿的同学，前印中友协主席。
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一生亲华爱华，饱受磨难，痴心不改；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在风光与清贫中度过晚年，身后寂寥身前名。
前段时间回国，笔者在福清老家新结识了一位忘年交朋友L先生。
L先生今年76岁，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看问题颇有灼见，为人热情健谈，但也低调谦虚。比如，他知道我是写文章的人，很愿意跟我讲一些有趣的往事，却再三再四地叮嘱说：“你可以写，但是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写出来，我年纪大了，一点也不想出什么风头。”
为了尊重这位忘年交的意愿，我在文章里就用L先生来称呼他吧。
L先生改革开放前在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后被调到文化局工作。因为他有不少亲戚是印尼华侨大老板，1980年代初，亲戚就把他全家移民弄到香港。后来，L先生又只身前往印尼，在雅加达住了一两年，帮忙姐夫管理一间木材加工厂。
L先生从小父母双亡，全靠侨居印尼的姐姐、姐夫寄钱回去抚养成人，读书成才。“姐姐大我大将近20岁，长姐比母，最疼爱我这个弟弟，姐夫对我也非常好。把我接到他的工厂，专门拨了一栋别墅给我住，还安排了仆人和司机照顾我。”
回忆当年在雅加达的日子，L先生念念不忘，反复说起了一位与结为至交的印尼人朋友。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苏哈托垮台！”
1990年，L先生从香港来到印尼，一句印尼话也不会说，怎么能帮姐夫管工厂呢？姐夫首先想到的是，要为这位知识分子内弟找一位合适的印尼语教练。按说印尼华人那么多，找个精通印尼文的华侨老师易如反掌。可是，该姐夫很有气魄，一般人看不上。于是，几经打听，特别从南加里曼丹省会马辰的一个木材厂，请来一位文化水平很高，却正在做苦工的的印尼人，到雅加达做L先生的老师。
提起这位印尼人老师，L先生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
我跟你说，这个印尼人可不是一般的印尼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来华的留学生，五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前后在中国住了十几年，中文水平比大部分中国人都高出一大截。可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为什么会在马辰的一个木材厂里做苦工呢？因为他是印尼有名的亲华左派人物，苏哈托上台后抓他坐牢很多年，后来放出来到处找不到工作，只好流浪到外岛的工厂做苦力，每天累到半死。所以，我姐夫招聘他回雅加达教我学习印尼文，他当然也很高兴。
你看，有这样的老师教我，学印尼话难道不是小菜一碟吗？其实不然，正因为他中文太好，对中国又特别了解，而且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受过同样的红色教育，所以一见如故，每天海阔天空，无话不谈，用中文聊的不亦乐乎，我反而没有兴趣要跟他学印尼话了。哈哈！我和这位印尼语老师成了知心朋友，却辜负了我姐夫的一片苦心，想想真是对不住他。
那么，这位老师是谁呢？
他就是后来的印中友好协会主席阿卜都拉·乌玛尔—— 一个毕生亲华爱华，历经磨难痴心不改的印尼左派人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志曼。
1990年，L先生和他的印尼挚友乌玛尔（左）。
在与乌玛尔朝夕相处的日子里，L先生逐渐了解到乌玛尔当年不平凡的经历。简述如下：
乌玛尔是印尼苏门答腊棉兰附近的马达族人，他的父亲老乌玛尔是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战士，日本占领期间，与在印尼从事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共文化名人王任叔（巴人）结为生死之交，对中国革命心向往之，并且让自己的儿子做了巴人的义子。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托人把乌玛尔和他弟弟送到中国投奔义王任叔。1950年，王任叔奉命出任中国驻印尼第一任大使，便把乌玛尔派往广东农村参加土改。
据L先生说，乌玛尔曾经告诉他，那时在广东农村搞土改，晚上和工作队走村串户发动群众，黑灯瞎火，连个手电筒也没有，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掉进粪坑，差点呛死。广东方面担心了，这个年轻人毕竟是个外国朋友，放在农村条件这样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把他调到广州大城市的华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后来，乌玛尔被组织上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读书，和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成为同学（据笔者考证：乌玛尔1958入学北大历史系，李纳1959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比乌玛尔低一届，但李纳是乌玛尔夫人、泰国华侨韩英平的同班同学）。在此前后，多情的乌玛尔还和一位姓连的女孩子谈起了恋爱。女孩的爸爸名叫Lg，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是乎，他们的恋爱理所当然受到阻挠。
按L先生的说法：
那个时代，Lg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乌玛尔的义父王任叔也是副部级干部，高干对高干，而且本人从小参加印尼革命，又参加过广东土改斗争，表现很好，也算是门当户对，但是乌玛尔毕竟来自印尼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还要回到印尼，所以女儿不可能嫁给他这个外国人。可是两人情投意合，已是难分难解，怎么办哩？连贯只好棒打鸳鸯，强行把女儿调回老家广东。
临别时，乌玛尔和L大小姐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再无音信。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乌玛尔当时已经结婚，大小姐恨不相逢未嫁时。在那个年代，搞婚外恋是组织上绝对不允许的，但乌玛尔是个追求进步的老外，所以有关方面只是把两人拆开了事，并没有难为他。）
L先生接着讲完了这个故事：
乌玛尔教我学印尼文那年，已经快要60岁了，可是每当说起中国的恋人，仍是激情难耐，充满思念。我看他那么想有朝一日能再见到当年的女朋友，就发誓要帮忙他找到这个女人，乌玛尔非常感激。后来我回到香港，曾经专程去广州，四处打听，终于给我找到了连贯的女儿。那女的听说乌玛尔一直把她记在心里，也很感动，同意乌玛尔来广州见面。我马上打电话给乌玛尔报告这个喜讯，结果乌玛尔考虑再三，又打了退堂鼓。他说，我既然爱人家，就不能破坏人家的家庭，相见不如怀念，还是让美好的情感永远保存在记忆中吧……
”古今中外，美好感人的爱情，往往都是以遗憾告终。而很多的不圆满，本来就是人生的真谛。当然对乌玛尔来说也是这样！“
L先生由此发出上述感叹。
年轻的乌玛尔高大挺拔，浓眉大眼，英俊的脸庞棱角分明，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古通今的留学生——这样的帅小伙哪个女孩不钟情。
令L先生印象深刻的，除了乌玛尔对中国女孩长留心中的那份爱情，还有他对印尼大独裁者苏哈托的深仇大恨。正是苏哈托的上台，使他不仅在监狱受尽折磨，而且在世上四处漂泊，饱尝苦难。
”我在中国成长，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致力于印中友好，这难道也有罪吗！“夜深人静，在木材厂别墅昏黄的灯光下，乌玛尔不止一次激愤地对他的中国朋友L先生说：”你等着瞧吧，我有生之年，一定要看到人民把苏哈托推翻！”
我说，苏哈托有军队在手，那么大的权势和财富，哪有那么容易被推翻？
乌玛尔严肃地反问我：“他妈的老L，你怎么忘记啦？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我们按照中国革命方法，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战略，他苏哈托就总有一天会垮台。你看我现在每个礼拜天都不在工厂，其实我没有回家，而是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了。”
看乌玛尔如此坚定不移，我也被他说兴奋了，就问他，哎，乌玛尔，假如苏哈托真的下台了，你到时候上台当了总统，会怎样安排我老L这个好兄弟呢?
乌玛尔豪情大发，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刷刷刷写了几个字，用笔把那几个字涂掉，再写几个字，然后告诉我：“老L啊！我如果上台执政，那很简单，直接把林绍良（当年印尼华人首富）的名字，换上你老L的名字不就OK了。”说完，我们两个都哈哈大笑。
笔者与乌玛尔有过一面之交
听罢L先生回忆的他和乌玛尔交往的故事，笔者也向他讲述了本人十多年前在雅加达的一次偶遇。
“您说的这位乌玛尔先生，我也见过啊！虽然只是一面之交，但是印象很深。”
2006年的一天，我正在印尼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秀贤女士的办公室采访，突然从外面走进一位瘦高个头，肤色微黑的老汉。老人大约70多岁，衣着简朴，一坐下就目不转睛，盯住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书法作品，那上面题写的是陈毅元帅的一首诗。老人惊喜地喊了一声：“噢！这是是陈老总的《青松》“，随即便用普通话很有感情地朗读了一遍：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老人家念完，转过脸来对我们感叹道：”你们看，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高尚情操。我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陈老总。“
接着，他又兴奋地告诉李秀贤，最近刚去过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陈昊苏有会见我们，他是陈毅元帅的大儿子……
老人和李秀贤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在和我握手告别时，还亲切地问了一句：”你是国内来的朋友吧？年轻人来印尼，可以多走走，多看看。“
他走后，我问李秀贤主席，这位老华侨是谁啊？普通话说的这么好，而且还挺有文化。李秀贤笑道，他叫乌玛尔，不是华侨，而是一个地道的印尼人，因为在中国留学很多年，所以比我们华侨更了解中国。
”你应该好好写写他！”
L先生听说笔者也认识乌玛尔，更加产生了一种知音般的亲切。他告诉我，他在印尼跟乌玛尔学了一年的印尼文，每天只管用中文聊的开心，到头来也只学会一些简单句子，距离和印尼人对话还差得很远。又由于种种原因，他无法适应印尼的生活，就回到香港，与乌玛尔依依惜别。后来L先生的姐夫与人合作在中国大陆投资房地产，L先生又被派回大陆担任印尼公司代表，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福清安度晚年。
乌玛尔说过一定要看到苏哈托垮台，没想到七八年之后，在1998年印尼发生金融风暴和排华骚乱之后，苏哈托果然灰溜溜地被人民赶下台了。乌玛尔扬眉吐气，得以重见天日。他东奔西走，四处呼吁，恢复成立了印中友好协会，并担任主席。乌玛尔在这个位置上，为推动印中友好不遗余力。我后来每次去印尼，都去拜访他，老朋友相见亲热的不得了。乌玛尔给我一张他当主席的名片，我一直保存着。他说每年中国国庆节前后，都会请他来华访问，可以任选一个省，观光游览或工作考察，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
L先生保存的乌玛尔生前担任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时送给他的中文名片。因为乌玛尔的中文名字叫吴志曼，所以他在名片上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吴玛尔。
我在印尼跟乌玛尔说，下次你如果有机会到福建访问，一定要打我电话，我肯定会全程陪同。结果哩，他有一年果然来到福建，并且到过福清旁边的长乐，可是没有打电话给我。变成我和他失之交臂，我埋怨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乌玛尔感到很抱歉，他到福建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可是要打电话时却发现忘记带电话本了。他说，哎呀，老L ，请你原谅，我毕竟是老了，真是不服老不行啊！
再后来，我也老了，姐姐姐夫都已过世，我也好多年没有再去印尼。慢慢和乌玛尔就中断了联系。怎么样，丁先生，你刚从印尼回来，知道乌玛尔他现在还好吗？
我有些难过地告诉L先生，乌玛尔已于2015年4有去世了。
L先生吃了一惊，半天没什么，然后从保存的影集里找到他29年前和乌玛尔的合影给我，低声叹道：“可惜啊！乌玛尔是个好人。他的一生值得一写，你应该好好写写他。“
本月初，笔者返回印尼，把有关乌玛尔的资料认真收集了一番，又采访了几位与之相熟的华人朋友，决定相对完整地记述一下乌玛尔的生平事迹，以此纪念并追忆这位”印中友好使者“令人嗟叹的一生。
先达高官之子：始于父辈的中国情结
地处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卡罗高原的小城先达（Pematang Siantar），是个富有光荣历史的城市。日本占领时期，许多受到中共红色革命影响的华侨进步人士和当地人携手并肩，投身到激烈的抗日斗争中，后来又满腔热诚地支持印尼摆脱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曾有过“苏岛延安”之称。
1931年，乌玛尔（Abdullah Umar）就出生在这座城市，他的父亲沙勒·乌玛尔（Saleh Umar）在荷印时代曾任先达州州长，是当地原住民首屈一指的高官。
乌玛尔的父亲——沙勒·乌玛尔。荷兰统治时期曾担任过先达州长，后组织人民军参加印尼独立战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勒·乌玛尔担任苏北省会棉兰印中友协主席。
沙勒·乌玛尔州长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马达族人，但是因为先达有很多华侨，他们带去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商业文化，受此影响，老乌玛尔一向对中国怀有好感，并对中国革命寄予深切同情。抗日战争时期，沙勒·乌玛尔曾协助和掩护在先达和苏北避难并从事抗日游击活动的王任叔，张楚昆等中国文化名人，因此与王任叔等结成好友。
日本投降后，荷兰殖民者的军队卷土重来，1947年7月，荷兰发动“警卫行动”, 7月29日先达被荷军占领，沙勒·乌玛尔州长组织并指挥人民军进行抵抗，与王任叔等人教导出来进步华侨青年黄文泉、吴锡柳率领的两支游击队合成一股，并肩战斗。
先达市政厅，还是荷兰人留下的。乌玛尔的父亲曾是该市政厅首长。（图片来源：旅者杂记的博客）
游击队有一位精通音律的华侨吴国胜，当沙勒·乌玛尔的人民军路过卡罗地区时，吴国胜偶然听到部队的马达族战士唱《宝贝》这首歌，立即被那洋溢着马达族情调的动人旋律所吸引。他赶紧用笔把音符记录下来，后来经过润色整理，变成马达族民歌。五十年代，中国著名歌唱家刘淑芳随团访问印尼，在国家宫用马达语和中文演唱了这首《宝贝》：
宝贝——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呐我的宝贝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呐我的宝贝
宝贝咱们的队伍一定能够得胜利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经印尼媒体报道和电台广播，《宝贝》这首原来只局限于马达地区的民歌，霎时传遍了千岛之国，并且成为中国和印尼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但很少知道，这首歌最初诞生于乌玛尔父亲指挥的部队。
战争年代的印尼人民军游击队战士。
雅加达街头的“英雄”雕像。表现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妻子在送别自己的丈夫上前线杀敌，也有人说是母亲在送别儿子，都是为纪念印尼游击队抗击荷兰殖民统治而设立的。（以上图文参阅了猫头张强的博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乌玛尔的父亲沙勒·乌玛尔大受鼓舞，他托人请求老朋友王任叔把两个儿子带到中国学习中文和锻炼，还因此先把乌玛尔及弟弟送到新加坡学习华文。
经过种种波折，到1950年中，乌玛尔和弟弟才抵达中国。王任叔先是把他们送到一个部队医院短期学习，并且为乌玛尔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吴志曼，为乌玛尔的弟弟取名吴志达。王任叔对乌玛尔说：“你一定要当中国人，因为如果你当外国人，他们就会把你当成外国人来优待。你回去是要为印尼人民服务，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像外国人一样生活没意思，得不到锻炼。我不愿你这样做。”
结束在空军医院的学习后，吴志曼参加了当时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土地改革。他被分配到广东省惠阳县水口乡参加土改。在那里，因为被视为中国人，他与工作队在贫农家庭里同吃同住，只有这样，才能真切感受到贫农的困苦。乌玛尔描述说，当时居住的那位农民家里很小，一张床就是父亲，儿子和他三个人一起挤，冬天特别的冷，生活费很少，18块，不到20块，也都大部分交给农民。收割的东西不够吃，就吃番薯藤和木薯混合的粗粮。平时还要捡牛粪做肥料。因为房间小，捡回来的牛粪只能放在房间里，吃饭也在那里吃，要解手的时候就在门后而解决。就这样在惠阳县一带的村里待了两年多。村里有一位孤老太太，吴志曼时常帮助和照顾她，她很感激乌玛尔，平时叫他吴同志，像对待儿子一样疼爱他。乌玛尔对老太太说，不要叫吴同志，叫我志曼就好了。老人在乌玛尔离开时哭得非常伤心。
受优待的印尼留学生
从土改工作队回来，乌玛尔吴志曼改名为吴端仁。他被调到广州华侨补校从事食堂管理工作。每天早晨5点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菜。在华侨补校，乌玛尔工作之余，也有机会实现了自己读书的愿望，每天前往中山大学附属的工农速成中学上课。学生里有很多高干子弟，也有从朝鲜战场的残疾军人，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们都被要求三年内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乌玛尔虽然是个老外，功课却比其他学生好，中文成绩常常名列全校第一。
五十年代，归国学生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留影。
乌玛尔在广州的1951年到1956年，中国正处在一个万象更新的火红年代。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人民精神饱满，社会风气清明，青年学生更是被各种宣传鼓舞的豪情万丈。乌玛尔记得，为庆祝1955年国家推行新的义务兵役制及军衔制，他所在的华侨补校于1956年大张旗鼓排练节目，举办文艺汇演。乌玛尔和中国同学也上台演唱了一首鼓励年轻人为国当兵的新歌《真是乐死人》：
欢迎的晚会上，我拉起手风琴，同志们手挽手，激动了我的心。想起一件事，真是乐死人，你要问什么事，你要问那什么事儿，什么事，哎！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国防军，挎上冲锋枪，军装更合身；帽徽闪金光，领章更漂亮。我对着镜子，对着镜子上下照，上下照，哈哈！哎哟哟！真是乐死人！哎！真是乐死人！
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年月，年轻人谁能不被这样的宣传形式陶醉其中呢！
只不过，印尼人乌玛尔在中国不可能被批准报名参军，他本人对上大学产生了向往。1957年，乌玛尔在广州结婚成家，妻子韩英平是一位回国深造的泰国华侨。1958年，夫妇俩前往北京，两人一前一后，双双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乌玛尔于1958年以吴端仁的化名进入历史系攻读近代史专业，韩英平则于1959年进入历史系就读同一个专业。和韩英平一起入学的同学中，有一位”红色公主“名叫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生下的唯一的女儿。
古香古色的北大历史系教学楼。
据北大历史系的教授郭罗基先生回忆：
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乌玛尔夫妇在北大读书时，学校考虑到他们是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甚至比对毛泽东的女儿更加优待，还给他们夫妇分了一套房子，乌玛尔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在那里出生，并在北大幼儿园度过各自的童年。
回印尼华校任教，政治风云突变经受牢狱之灾
1963年，乌玛尔北大毕业带领全家回到阔别12年之久的印尼。夫妻二人都在雅加达华校——新华-日新中学教书。乌玛尔在高中部当历史老师。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一场流产的“政变”，拉开了军事强人苏哈托长达32年执政的序幕，很多人的命运为之改变。拥有军权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同时展开“清共”运动，从1966年开始，总共持续3年之久。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估计有百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近百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北京回来的乌玛尔自然无法幸免。
据李全在《印中友好的使者》一文中记述：
1968年的一个宁而不静的晚上，七八名军人到乌玛尔家里搜查逮捕，他们不仅带走了乌玛尔，而且还没收了一些书籍以及毕业证书。为了避人耳目，蒙混乌玛尔判断力，他们用布蒙住乌玛尔的眼睛塞到车内，拐弯绕路大概两个小时之久。乌玛尔回忆，那几名军官当时把他带到了Tanah Abang，而那个地方离乌玛尔当时的住家很近。可想而知他们的举动是在秘密进行的。当乌玛尔到达监狱时，一同在北京念书的分别来自俄国，东欧等几个国家的同仁都已经被抓。
监狱的日子苦不堪言，乌玛尔被隔离在一间小黑屋里，环境之恶劣不说，还经常遭受酷刑，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审讯者们打他的双耳，耳膜流血，也不让医生治疗，还经常电击他，其胸部和脑部也曾严重受伤。乌玛尔用中国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等先烈鼓舞自己，坚信总有雨过天晴的日子。
多年以后，他的夫人韩英平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乌玛尔靠我每星期给他送三次食品，才不至于饿死。后来，军方把他转送到沙冷巴（Salemba）大型监狱，和那些抢劫、强奸犯关在起，乌玛尔带去的衣物和药品都被同牢房的囚徒洗劫一空。印尼天气炎热，乌玛尔他们每周只能洗一次澡，三个月只穿一套衣服，很多犯人都长了湿疹，乌玛尔也不例外。具体怎样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1970年，英国伦敦人权委员会对印尼政府关押政治犯提出了建议，要么审判，要么释放。印尼政府不得不对监狱里关押的这批政治犯做出判决。乌玛尔又被转到了另外一座监狱，与一些新闻记者、文学家等社会名流关在一起。这个时期相对于之前算是相对轻松，但伙食愈发恶劣。”米饭很粗糙，而且里面掺了沙子难以下咽，很多人是先用水淘掉饭里的沙子再吃。但是我嫌麻烦就直接吞食。“
回忆这段非人经历，乌玛尔既激动又愤慨：“监狱饭菜差得连猪都不食！有人为填饱肚子甚至从厕所里抓了老鼠烤来吃，也有个华人吃土里的蚯蚓。” 虽然每个星期夫人都从家里送饭给他，但是很多囚犯的家不在雅加达或者离监牢很远，甚至穷到根本送不起饭。乌玛尔尽管自己也吃不饱，但还是会把自己的那份饭菜与他们分享。
因为在监狱里关押着许多国家的左派政治犯，为了方便交流，打发监牢里乏味的日子，他们都在监牢里进行异国语言的教学。许多国语言都可以教，例如法语、荷兰语、日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唯有中文不能教，因为印尼政府认为中文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禁绝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环节。尽管官方下发了禁令，但是乌玛尔仍然执着地进行了中文教学，并且偷偷宣传马列主义。至今还健在的印尼人哈吉先生，当时也是乌玛尔的学生之一。
记者问乌玛尔：“当时政府已经下禁令了，难道您不怕被抓到受刑吗？”老先生开怀大笑，信心满满地回答道：“我当然不怕了，因为我有理由辩驳，语言是平等的。没有阶级性，为什么英文，日语都可以，只有中文不可以！
饱经岁月沧桑依然痴心不改的乌玛尔。
1975年，乌玛尔结束了8年的监牢生活，被释放出来。但是居民证上却刻着“政治犯”的刺眼的烙印。这使他很难找到工作。直到1978年，乌玛尔辗转到来到南加里曼丹，好不容易才在马辰的一个木场找到活干。木场的工作很辛苦，他和工人们一起，在烈日炎炎下上山砍伐木材，每个星期排队领薪水。刚开始乌玛尔不相信世上有这样艰苦的事情，但现实如此，乌玛尔只能安慰自己用平常心面对。
乌玛尔在木场一做就是好几年，后来被雅加达一位华人老板招聘回到首都，去一家工厂教授其香港的内弟学印尼语，这位唯一的学生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福清人L 先生。
没钱坐公交车，也要恢复印中友协
印中友好协会成立于1955年，当时两国正在蜜月期，该协会级别非常之高。印尼由一位部长级高官查禾多出任主席，而中国同时成立了中印友协，则由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担任主席。
1965年苏哈托上台，华社组织被破坏，印中友协也难逃厄运，领导人有的被抓走。有的被打死了。1998年苏哈托下台，以促进印中关系发展为己任的乌玛尔找来几位朋友商量，提出恢复印中友协的活动的建议，这一决定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乌玛尔迅速行动起来，他前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当时的大使陈士球提出恢复印中友协的想法。陈大使告诉他，“可以恢复，但要印尼政府正式承认你们，这是一个大问题。”
复办印中友协，首先要得到印尼外交部的批准，而印尼外交部又要求出示总警察署、内政部和司法部的同意证明。乌玛尔反复奔波于这几个部门之间，当时他一贫如洗，甚至没有钱坐公交车，只能靠步行。一张张证明书，就是靠他用双脚不停奔波了一年多，才办妥了全部手续。
印中友协终于可以恢复活动了，可是经费来源怎么办呢？乌玛尔想到了他的印尼语学生、香港挚友L 先生的亲戚——福清人富豪、印尼纺织大王郑年锦先生。他找郑先生说明情况，郑年锦一向热心公益，大力支持华教事业和印中友好。乌玛尔恳请他帮这个忙，郑年锦二话没说，就给他一张1.7万美金的支票。还有一位黄炳康先生也慷慨解囊，给予资助。
乌玛尔的另一位好友、著名华人律师李祥胜先生（后担任过印尼国会议员）虽然不谙中文，但是对印中友好去非常热心，他主动把自己律师所在雅加达老城区的一栋房子腾出来，充当印中友协的会所（见下图）。
2000年9月11日，印中友协在雅加达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正式复会仪式，同时举办了盛大的文艺晚会。印尼外交部长，林业部长以及中国、黎巴嫩和越南大使等很多重要人物都出席祝贺。这大大出乎乌玛尔的意料，他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多政要都来捧场。乌玛尔这位协会主席，信心满满，走马上任。
正式复会后，乌玛尔首先邀请广州歌橆团来访印尼，他随着歌舞团跑了很多地方，从加里曼丹到棉兰、泗水等。正是因为有乌玛尔这样的努力，活动一恢复便得到各地支持，并在雅加达、万隆、泗水等大城市成立了12个分会。
在乌玛尔领导下，印中友协为两国关系发展做了不少事情。该协会与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都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乌玛尔还组织成立了一个中文教育委员会，以此争取到不少中国有关高校的奖学金名额，组织并派遣了几十位印尼学生到中国学习。他也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西、福建、安徽……他走到哪里，印中友协的关系也伴随其足迹延长到哪里。
乌玛尔担任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时开展活动的部分报道。
乌玛尔生前作为印中友协主席访问广东，与该省侨办领导互赠纪念品。
晚年发生婚变，身居”高位“却穷困潦倒
在印尼，各种社团多如牛毛，但是像乌玛尔着力复办并领导的”印尼-中国友好协会“这类促进国与国交往级别的协会却不多见。在中国人眼里，乌玛尔多年担任主席，也算身居”高位“，可是，从他当主席到后来退休回家，乃至默默去世的十几年里，在他满腔热情东奔西走，成为国内官府座上客的风光背后，其个人的生活却始终始终与贫穷相伴，甚至用穷困潦倒形容也不为过。
当乌玛尔年逾古稀之时，其家庭矛盾日益凸现，最终与曾经是北大同学的妻子韩英平一拍两散，离婚分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具体什么原因，外人永远搞不懂。晚年的乌玛尔离家出走，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印尼妇女生活在一起，此事雅加达华社朋友无人不知，却也无法劝阻。
2007年，中国驻印尼大使兰立俊一上任，就主动提出要去印中友协主席乌玛尔家里拜访他。乌玛尔受宠若惊，却颇有些为难，他对兰大使说：今年没有准备，明年再请您来吧。
原来，乌玛尔当时住在雅加达郊外的乡下，家中极其简陋不说，村里小路坑坑洼洼，甚至连汽车也很难开进去。乌玛尔连一辆摩托车也没有，平时去城里的会所处理公务，70多岁的老人只能辗转几次，坐最便宜的公交车来回。据他的朋友杨建昌（也与笔者相熟）先生说，有段时间他和乌玛尔在一起为社团的事情跑来跑去，有时候，乌玛尔没钱坐公交了，就向他开口：”哎——建昌兄，拿一点钱给我坐车用。“
试想，乌玛尔个人经济状况如此糟糕，他怎么好答应中国大使来家里做客呢！
乌主席的难处被一位华人女中豪杰、雅加达晋江同乡会的副主席杨秀珍知道了，很快汇一笔钱过来，资助他修缮房屋，整修村庄道路，还在他家门口搭了一个彩棚。
第二年，兰大使又提前告诉乌玛尔要来家里拜访他，乌玛尔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又筹集一笔资金，去附近小学挑选了30个成绩好而家中贫穷的孩子，让他们到自己家里，兰大使来拜访时，乌玛尔请他用自己筹集的这笔钱为这些印尼孩子发放了奖学金。”我考虑无论如何，也要把中国大使到我家做客这件事情，办的更有意义。“
或许是乌玛尔年轻时在中国接受的无产阶级红色教育烙印太深，满脑子崇高使命感的他，严重缺乏经商理财的本领。所以，对乌玛尔来说，领导一个社团容易，筹集经费却是最难的。为了让协会维持下去，使每次活动顺利进行，乌玛尔经常风尘仆仆不停奔波，四处叩响富豪的家门。他的朋友笑称道：“你是一个光荣的老乞丐。”
对于乌玛尔的请求，泗水的华社领袖林文光，雅加达的印尼前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大江等大佬都给予热心地资助。乌玛尔很感恩富豪们的支持。每次拿到钱，活动结束，他都会做一个开支单交给资助人看，并附上感谢信。
尽管乌玛尔自身穷到不能再穷，但是他本人一向两袖清风，不占公家便宜，所以很多华人都对他充满信任。当中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他们募捐的善款就委托乌玛尔转交给中国大使馆。
黯然离世，身后冷清寂寥令人叹息
2009年，印中友协换届选举，瓦希德总统时期的国务秘书部长博丹⋅古纳万(Bondan Gunawan)取代年事已高的乌玛尔当选新一届主席。乌玛尔告别自己一生最看重的印中友好事业舞台，郁郁寡欢地隐居在乡下简陋的家里。
在印尼这个极其商业化的世俗社会里，人们很快淡忘了乌玛尔这位老人。
2015年4月11日上午，84岁的乌玛尔在家中与世长辞。体弱多病的他刚于前一天前从医院回来，病情看似较为好转，他的儿子正安排陪他谈心，想不到因过去人狱重伤，脑部旧病突发而突然离世，来不及通知更多亲朋好友就举行安葬，入土为安。
乌玛尔的死，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任何动静。只有他的挚友李祥胜律师（下图右一）等几个亲友为他送别，跪在乌玛尔遗体前的是他的儿子。
如果不是《国际日报》的一位业余报道员”良心之光“写了这篇并不醒目的新闻稿，大家就更不知道这件事情。
乌玛尔六十年代在日新学校教书的老同事、印尼著名报人李卓辉先生后来撰文评价说：
印中友协前主席乌玛尔先生，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精通华语，写过大批优秀的论文在中国和印尼各大华文报刊发表，是印尼少有的中文政论学者，可惜生不逢时，一生致力于推动印中两国关系发展，历经风雨沧桑，蒙受残酷迫害。曾被苏哈托政权扣押8年，惨遭酷刑毒打，造成在困苦潦倒中勉强过日，贫病交加中度过晚年，确实是大时代儿女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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